乡村“守艺人”，巧手成就致富梦 ******
【一线讲述】 编者按
广袤山乡，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却靠着一双双巧手传承传统技艺、助力家乡发展。雕刻彩绘、造屋筑桥、器具制作、刺绣印染……有他们的地方，就有民俗风物之美，也有产业致富之路。他们，拥有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乡村工匠。
90后重庆小伙儿辜国强在组装花丝镶嵌作品“凤引九雏”。新华社发
在浙江湖州市八里店镇潞村，陶瓷艺人在瓷器上作画。新华社发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育好用好乡土人才”。此前，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挖掘培养一批乡村工匠，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人才支撑。今天，让我们走近四位乡村工匠，观摩他们的“指尖绝活”，倾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他们传承技艺、惠泽一方的拳拳初心。
这里的琴声绕梁不息
讲述人：河南确山县农民制琴师王金堂
扛起锄头，我们是耕田种地的一把好手；拿起工具，我们是世界提琴制造业中响当当的“确山师傅”。全球90%以上的提琴来自中国，而中国提琴产量的40%左右，特别是中高档手工提琴产量的80%以上都出自我们确山人之手。
40多年前，16岁的我挤上火车一路向北，怀着“学门好手艺”的心气儿，去北京闯荡。几经周折，终于进了一家工艺美术厂当上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制作工艺小提琴。一年后，老板看我笃实好学，就让我当上了车间负责人。后来，我又到一家提琴作坊当学徒。
提琴制作工艺复杂，有拼板、刮板、音孔音梁、刻头、装头、油漆、装配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比如，拼板时如果黏合不牢，就会影响后续每道工序；刮板的尺寸和弧度高低一定得精确，否则直接影响提琴音质。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练手，我掌握了制琴的关键技术，也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我白天打零工、卖煎饼，晚上继续钻研制琴，同时，动员在京打工的老乡一起干。1990年，我们终于和一家木材厂谈拢，合作办起了一家琴坊。打这以后，我的制琴生意越做越好，带出来的许多老乡也陆续建起了自己的琴坊。
“确山师傅”在北京干得风生水起，家乡一直很关注。不久后，确山县政府和在京确山籍老乡创办的提琴生产企业签了合作协议，我们整体迁入县产业集聚区“确山小提琴产业园”，为一个梦想而努力——把确山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高档提琴生产基地。
现如今，全县制琴及配套企业已经发展到144家，从业人员2600多人，产品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及配件等30多个系列、400多种型号，年产提琴约40万把，年产值6亿元左右，年出口创汇超过2000万美元。
从外出“打工潮”到返乡“创业潮”，我们认识到：要想产业长远发展，关键是不断壮大本土人才，让产业发展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2020年1月，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挂牌成立，吸纳了100多家会员，大家推选我担任协会会长。针对制琴人才短缺问题，我们制定了“5年计划”，划定了确山提琴行业标准，通过加强函授、培训，增强“确山琴师”的业务知识和文化素养。
我们这些“琴一代”，也有很多遗憾。几年前，在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上，以色列乐器商人约瑟夫在他的摊位上用小提琴演奏《梁祝》，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望。现场有人请我也演奏一曲，我当时就蒙了，连连摆手：“我们只会制琴，不会拉琴。”现在，越来越多的“琴一代”让孩子学琴，县政府还出资聘请了专业提琴教师，在镇里和县里的中小学校开设提琴特色班。每年都有很多确山学子选择音乐类专业深造，学成后回乡支持提琴产业发展，让这座提琴小城充满了青春活力。
我们相信，确山的琴声定会悠扬致远、绕梁不息。
自贡彩灯，温暖千家万户
讲述人：四川自贡胡氏花灯传承人万玲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灯会。近年来，自贡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闪亮名片。胡氏花灯，就是自贡彩灯大家庭中的一员。
四川自贡彩灯。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摄/光明图片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